习总书记到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参观C919大型客机。习总书记说，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

　　习总书记的讲话，客观上否定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洋奴哲学。中国应尽快系统清算“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洋奴哲学。当年提“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符合了买办精英在消费、享乐上与国际“接轨”的个人梦想，代价是毁坏国家独立自主的工业梦。“市场换技术”在中国肆虐已久，积弊已深，如今要走回毛时代“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是一个长期而且系统的工程，其间还要防止“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复辟。所以，我们有必要充分认识当年大飞机下马的前因后果，深刻反思大飞机梦覆灭的缘由，彻底揭露洋奴哲学对我国三十年来造成的巨大危害，造成洋奴哲学奉行者人人喊打的状态，使得根本上消除“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复辟的社会土壤。

　　关于中国那些个精英们，为什么要运十下马?许多人至今还不明白。一些人抱怨某几个人的品德不好没有远见，还说有几个人要买美国飞机拿回扣，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精英们宣扬的改革学术和舆论，都是在与《论十大关系》进行争论。《论十大关系》的一个要点，就是把中国有限的资源和剩余过度分散去满足不同的目标，要在中国有限的资源和剩余中间，投入相当部分去改善国家安全态势，改善中国的工业装备制造能力(就是自主技术和知识产权成长)，要投入大量资源去改善社会最少权益阶层的福利水准，精英们在改革年代一齐出来说错了。错在把中国有限的资源和社会剩余，优先分配给各种许多不同的重大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国家安全投入，发展自主技术的投入(体现在重工业优先和装备工业建设上)，把大量资源用于发展适应工人农民消费水平的低技术产品上(就是精英们抨击的“几十年一贯制”)，老是不集中资源发展高档消费品，明显是妨碍了精英们生活水准的迅速上升。

　　精英们与争论的焦点在于：有限的资源和剩余到底是要优先满足消费水平提高呢?还是要象那样漫无边际地使用?精英们的改革舆论集中在论证“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建设中心”上面，集中在批判“产品几十年一贯制”上面，不是偶然的，针对性也很清楚，就是要放弃时代的多个目标，集中资源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一切妨碍这个目标的资源和剩余分配都必须让路，什么运十，什么自主技术，什么国家安全，统统都是废话，中国有限的资源和剩余，怎么可能支撑这些漫无边际的目标。

　　在国家安全目标上面密集支付成本，在这个努力方向上，力排众议去帮助邻居朝鲜和越南打强盗，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反帝和独立运动，和中国邻居们对强盗的胜利和第三世界独立，每一个国家和地区脱离帝国主义控制，其剩余和资源不能为帝国主义利用，都视为中国的胜利和国家安全的保障增加，所以总是殷勤备至地去加以支持。的规划起点是中国人民必须自己起来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能把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命运信托给列强，还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基本教训和结论。

　　文革前夕的“三和一少”是与这个努力方向上进行的第一次争论，这个争论者的论点没有怎么展开，就被打压下去了。1980年代的精英们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他们的“廉价精明”充分发挥出来了，经过最近20年精英们的艰苦努力，使得我们大致上了解这个方面精英们的“精明”在什么地方。首先是提出“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倒不大好意思说都解决了，他自己说一个也没有实现。但是咱们的知识精英们就继续接力着说都实现了，就是要“三和一少”，就是要减少国家安全方面的支出，就是要向美国购买安全，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在中国有限的资源和社会剩余，集中用于改善精英们的生活水平，迅速在消费水平上面与欧美日接轨。因为中国资源和剩余有限，为了迅速实现精英们的消费现代化意愿，就越是要集中使用有限的资源和社会剩余，越发要减少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浪费”，即便是现实世界没有什么“和平与发展”的主流存在，也要在理论上面制造一个来，目的是为了减少国家安全支出更加“名正言顺”。就是在这个“和平”需要的项目下，中国的精英们重新阐释了朝鲜战争吃亏论，帮助越南和第三世界得不偿失论，美国从来没有与中国为敌的打算论，中苏论战和关系破裂都是个人要当世界革命领袖论;总而言之一句话，国家安全问题本来不存在，完全是庸人自扰，投入都是浪费，过去的错误不能再重新犯，资源和剩余一定要而且必须要集中投入消费水平与欧美日的接轨方向上。

　　象竟然要发展“两弹一星”这样的事情，精英们觉得很扎心。因为你没有这些东西还好，你有了这些东西，美国人就觉得中国还是有自主安全能力，还是会不放心，总是要找茬修理你。所以有的精英就公开说，最好把这些东西送给美国人保管，这样才算是一了百了。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又何必当初呢?搞这些事情，完全是巨大的浪费。

　　由于中国的资源和社会剩余有限，如果一定要用于发展自主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话，势必要从起点比较低的地方开始，成果也肯定与欧美日有距离。而且中国的自主技术和产品在进入市场的早期，与西方的成熟阶段产品相比，肯定是“质次价高”，而且在消费梯次上面，拥有新产品购买力的，还是咱们的精英们，这就意味着精英们要在消费“质次价高”的新产品过程中间，通过支付更高的市场价格去为开发新产品支付成本。这里面就有两个相互牵连的问题，涉及到精英们的根本利益，不利于精英们迅速提高消费层次，首先是研发新产品是需要大量投入的，比如运十就还是需要3000万经费，这些经费其实是可以通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方式来运用，这样才是在有限的资源基础上迅速提高消费水平的不二法门;其次是新产品早期的水平与欧美日有差距，不出来还好，出来了势必是要委屈咱们的精英们首先消费，这不是明摆着要精英们吃亏吗?谁比谁傻多少，要咱们的精英们吃亏，门也没有!

　　比如说，如果中国一定要搞运十，显然精英们就要出差坐运十而不是波音了，以精英们的智慧和聪明，就是用脚趾头思考，也知道运十肯定一下子做不到波音那么舒适的。关键是咱们的精英们，想不出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享受，去支持运十，就算是支持了运十，形成了产业和技术基础，难道跟精英们有什么关系吗?坐运十如果附送一个大大的红包还差不多。精英们既然有了选择波音的机会和权力，又没有红包可拿，为什么要吊死在运十飞机上，就算是运十不需要最后的3000万试飞经费，你大概也没有像样的理由，去说服精英们坐运十飞机旅行。

　　至于时代，适应那些工人农民的需要，拼命发展一些低技术产品，把大好资源都浪费掉了，完全不理会欧美日的消费技术标准，完全不考虑集中有限的资源和剩余解决精英们的需要，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就算是农民没有拖拉机，就算是工人没有住房，没有养老，没有保障，跟咱们的精英们有什么关系呢?把有限的资源和剩余用于制造工人农民都能够享受的低等产品，那不是大傻冒吗，干吗要跟工人农民一样，他们今天就算是想要反抗都不行，北大教授易纲说了，今天有了那么多先进武器，反抗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工人农民就该成为，休想跟精英们分享资源和社会剩余。时代那么强大的政权，竟然不用来排斥工农的利益走精英主义路线，不想着跟精英们搞好关系，不是傻冒谁是傻冒，今天被精英们泼脏水完全是活该。

　　关键是这么一搞，有限的资源和剩余让给精英们的份额就少了，完全不够分，没有“大秤分金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精英阶层的“哥们义气”长期无法维持，所以精英阶层长期陷入“窝里斗”，结果又被老百姓看扁了。所以英明的精英领袖都注意到一个问题，必须增加即时的可分配资源，借以缓和因为分配关系紧张带来的社会紧张关系;在社会关系无法全面缓和的情况下，要优先缓和精英阶层的内部矛盾，资源和剩余分配要向精英阶层倾斜，只有缓和了精英阶层的内部矛盾和紧张关系，才能实现精英阶层更高程度的整合，精英阶层才有更大的力量去挤占老百姓的利益份额，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其实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一段资本主义”的决策依据。

　　什么长远利益，番邦蛮夷凯恩斯说：长期以后我们都死了，管他洪水滔天。什么整体利益，什么国家安全，都是伪问题，只要消费水平迅速跟欧美日接轨是真道理，有限的资源必须集中使用，为此国家安全方面要减少投入，尽量不投入，不投入的依据就是美国与中国没有冲突，世界和平是和威胁的，所以要转变观念，不能再当义和团。什么主导自己的民族命运和国家安全，完全是胡说九道。运十还不下马，一定是脑子有毛病。

　　周恩来在1975年四届人大报告中间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还把农业现代化还列在里面，这完全是“极左”和民粹主义。农民人口那么多，还要搞什么现代化，农民要是都有拖拉机的话，那中国的精英们哪里还有做小汽车的钢铁资源呢?所以第一件事就要要把农民个体化，还说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说集体化农业是侵犯了农民自主经营的人权问题，是通向奴役之路。既然农民已经是个体经营了，拖拉机肯定是再也不需要了，这一份钢铁的数目可是不少，节省下来做个小汽车这样的支柱产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你再看看，时代20多年的高积累政策，发展的重工业和装备工业，只能为拖拉机工业提供机床和工作母机，完全不会做小汽车生产线，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这不是浪费是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不服气是不行的。张维迎教授已经非常清楚地说了，中国的饭肯定是不够大家吃的，必须要有人往饭里面吐唾沫，一定得要有人退席不吃这样才能让一部分吃饱，张维迎教授提出的“唾沫效应”，已经清楚地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少数人富起来的条件是多数人穷下去”。

　　只要中国坚持以垄断高价去买欧美日的飞机和先进产品的生产线，还有什么对抗问题，明明是双赢嘛，欧美日今天还打压中国，不过是为了要求更多的资源和剩余罢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中国有，就可以给嘛，克林顿先生的回忆录中间说，一些个小国跟美国谈判都还嘴硬要还价，只有中国是最理想的谈判对手，基本上不还价。话说到这里，美国与中国的伙伴关系眼看就可以在磕磕碰碰中间维持下去，充其量来一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最后只发现一个非常恶毒的地方，他竟然把台湾问题留下来不解决，这可是有点让精英们头痛，没有这个问题，精英们与美国关系肯定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坎，一些精英如茅于轼也只能是偷着说台湾可以分裂出去，但总是不好明着说，著名的马立诚先生还在香港还遭到爱国青年痛殴，这个年月义和团这种落后的情绪还是到处普及，真让精英们伤脑筋，解决这个问题有待于“一夜美国人”更多的努力。

　　“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是彻底的洋奴哲学。这种洋奴哲学三十年来竟横行中国，实在令人费解。据说这群洋奴哲学的人奉行的是“市场换技术”的经济学理念。三十年的市场带来技术吗?不，市场带走技术。

　　随着政策放宽、外资对大陆的熟悉，独资企业占FDI企业数和实际投资额，从90年代的不足40%，猛增到2003年的66%、2007年的77%。外商独资使我们学习先进技术的初衷基本落空，更容易形成外资垄断。

　　自从2000年底出现外资廉价兼并我骨干国企的狂潮，像西北轴承、大连电机、锦西化工机械、无锡威孚油泵油嘴、杭州齿轮、佳木斯联合收割机、武汉锅炉厂、武汉机床厂、鸡西煤矿机械、佳木斯煤矿机械、沈阳凿岩机、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合肥变压器厂、山工机械等一长串大型骨干国企(其中很多是行业龙头及承担重要军工任务)，连同其艰苦奋斗几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国家的巨额投入及宝贵的立国战略基础工业核心技术能力及研发机构，这些是新中国几十年工业建设自强奋斗的历史结晶，大都被外资收入囊中。

　　跨国公司趁我国企“产权改革”之机，控制我国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排头兵企业。这些跨国公司不仅包括像卡特比勒这样的产业型公司，还包括像高盛、凯雷这样的金融大鳄。除著名的徐工并购案外，在齿轮、轴承、机床、汽轮机等重要装备和零部件领域都有类似的经历。

　　一些较高端的工业，例如部分装备制造，我国60年来积累的自主的科技和管理队伍受到这一潮流的巨大冲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汽车工业。我们原来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汽车工业系统，包括零部件、发动机、材料、研发设计，等等。后来因为招商引资，几家外国汽车巨头把我们的汽车工业分割了。现在，尽管中国的汽车工业是在蓬勃成长因为国内汽车需求量很大，但我们自己没有主导性。说起来似乎是国产化百分之七八十，但知识产权是人家的，利润的很大一部分外流。这就说明，中国现在尽管成了世界制造大国，但它的产业结构有很多虚弱的地方，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还很差，综合竞争力很差。

　　东风汽车公司的原老总苗圩有一次从欧洲回来感叹道：三十年前我们在发动机研究上跟欧洲只差一代，现在如果不买技术的话，我们要相差两代以上。

　　1973年我国造出第一台台式电脑，硬件完全制造，与美国的世界先进水平差三年左右。而目前，我国关键行业如通信、金融、电力等核心IT系统90%以上是国外产品。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五大核心技术领域，即高性能计算机、操作系统、数据库技术、网络交换技术和信息资源库，全部被国外IT巨头垄断。

　　2012年我国生产了11.8亿部手机、3.5亿部计算机、1.1亿台彩电，但其中核心芯片的80%、液晶面板的70%靠进口(对信息安全至关重要的路由器、基础软件更不必说);年产1000万辆轿车，发动机等关键部件靠进口;高铁举世瞩目，轴承、轮毂、轴等关键零部件依靠进口。我国钢产量7亿吨，每年要进口七八千万吨高级钢材。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业，高端纤维和面料、机器设备依赖进口。先进技术和装备一代代引进，消化创新乏力，被动追赶。

　　我国庞大工业的主体是处于全球中低端的“劳务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西方的“知识经济”。所谓“全球流动”的生产要素，实际上自由流动的只是全球逐利的资本，核心技术不可能向我们“流动”。只能靠以中国企业为主体、走奋发图强、自主创新的道路。

　　产业的升级是非常具体、非常技术化的事情。中国有几十万家工业企业，其中大部分规模很小，让它们自己去技术创新不太可能。特别是高科技，要花大钱，小企业支持不了也做不到。所以必须政府出面，非常仔细地按照不同行业的具体特点，针对企业的结构、基本经营能力、国际上技术发展的动向，做好技术方面的引导：什么技术应该推广普及，以尽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什么技术需要组织行业内专家、科研机构来攻关?什么技术需要引进?引进后如何消化并加以推广?都需要去研究。光靠单个的企业，光靠某一个省、市来做很困难，必须要有很通盘的考虑，进行行业级的规划、协调、整合、技术升级。这些非常具体的事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所以中国的产业升级，我认为不完全是各产业的比例问题，而是要加强综观管理和宏观协调的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同样，这也需要一系列政策上的支持和保障，需要整体、全局的协调。比方说，对于我们已经成熟的技术和产品，就不能鼓励招商引资，让我们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够发展起来，这才是长远之计。不然老是这边研发刚刚搞得差不多了，那边又招商引资，把新技术引来了，研发全白干了!久而久之，就没有人愿意去做研发了。

　　产业结构的调整，关键就是技术创新。自主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我们的产业政策、企业改革，是互相关联、需要统一考虑的事情。没有一个通盘的战略和发展思想，没有政策上的协调，我们的机遇就不成其为机遇闹了半天，人家金融危机了，传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出口业不行了，垮了些企业，国家出点钱，给点补贴，让企业再去低价打出口，实际上就等于是拿全国人民的钱去补外国企业、补外国消费者。让那些本来就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活下来，然后再拼命招商引资，把我们的高端产业打压下去，这样怎么去搞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所以，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真想产业升级，就得对过去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过去并非都不对，但现在情况变了，变了就得调整。如果只图眼前这两年让企业活下去，产业升级就将是空线年代就开始提出产业要升级，但怎么去做?怎么调整?缺乏战略，缺乏政策，缺乏手段。到现在，产业升级成效不大。2000年，我们提出整合汽车产业，要把全国几大汽车产业基地整合起来。但是上汽、一汽、东风三大汽车集团已经各自和外商合资，实际上是跨国汽车巨头各自整合了自己在中国的制造体系，我们的制造体系是支离破碎的，怎么整合?没有自主的工业产权，就不可能以我为主推动产业升级。

　　再比如，我们早就研制出了自己的系统软件红旗Linux，研发了相应的支持软件，还组织了若干产业联盟，但就是打不开市场。

　　老百姓不愿意用，至少由政府采购，在某个地方试用再逐步推广总可以吧?遗憾的是，没人去做这些。高新技术产业不是钱一撒就行了，没有产业政策上的考虑，钱投到哪里?起什么作用?没有方向，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真正的产业政策，不是一个政策一道令，什么东西给多少补贴，什么东西减多少税，它是一个非常细致的组织工作。

　　我们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口号多，口号讲得也很对，但实际措施很虚弱。世界上不乏成功的产业升级的经验。像日本，20世纪60年代搞“1微米芯片技术”，产学研结合：国家出钱，通产省拿出规划，索尼、松下等公司分工合作，各自拿出核心产品，整合技术。基础的核心技术有了突破后，知识产权共享。在此基础上，由各公司自行研发录像机、电视机等等。日本到20世纪80年代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绝不是随随便便得来的。韩国也一样，汽车、电子工业的发展模式，都是学习日本。而中国直到今天，有些核心部件还是不能自己生产，虽说也研发出来一些技术，但谁也不敢用，就怕亏损。第一步谁也不敢走，那么政府就应该给点政策，提供风险补偿。比如说某种新技术的第一批产品卖出去了，不好用，要召回，这笔钱国家应该出，以激励企业继续研发。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产业门类非常齐全，不可能所有产业都按一个模式发展，也不可能所有产业齐头并进。所以，我们要找到最“卡脖子”的、最具有带动意义的产业，作为突破口。前两年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例如国务院2006年发布《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提出了16项装备制造的支持政策。但这些事情仅靠国务院来做太不够了。比如说，工业要统筹发展，必须先成立工业部门，下面再进一步细化、分工，把握各个行业门类、地方的重大瓶颈和问题，因地制宜，寻找解决之法。当年取消工业部，我认为是错误的。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让企业去承担全部的技术研发不现实，必须由国家来承担、主导，有些技术也必须由国家强制推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全市场化的东西是站不住脚的，市场有一个基础作用，但不是全部作用。加强宏观协调绝不意味着倒退，而是关系到国家长远利益的问题。

　　说到底，要走独立自主的路子，就意味着精英们要放弃享受外国的好产品，支持国有新产品，自觉抵制招商引资、自由贸易对国有新产品的破坏，自觉维护国有创新产品刚形成的脆弱产业链。在国有产品从初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精英们要克制自己购买外国产品的冲动，要在消费“质次价高”的新产品过程中间，通过支付更高的市场价格去为开发新产品支付成本，精英们要为国家复兴承担代价，拒绝即时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诉求”。

　　我们的精英可不可以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牺牲一下暂时的享受，牺牲一下暂时和国际接轨的光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