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关村发展20年典型的创新产品，历史上永远无法抹杀且最没有争议的，联想汉卡算是其中之一。但是，大多数不知道，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汉字处理装置”（汉卡前身）是由科海商品化的。

　　然而，科海因此淘得第一桶金后，却为何没有把握这个巨大的商机，而令汉卡改姓“联想”了呢？科海为什么有那么大名声？当业界认为早期中关村第一批创业者都受益于倒卖计算机，那么，没有方正照排系统、四通打字机这些硬通货，更没有联想的庞大与持续发展，科海何以成为中关村历史上的一面旗帜？

　　至今，科海第一任总裁陈庆振仍活跃在中关村，作为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他带领记者共同回顾了科海走过的路，以及心得体会。

　　陈庆振，科海集团首任总裁，曾获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金奖，现任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在科技档案室的保险柜里，锁着很多科研成果，尤其是有些成果还是很先进的，正是我们国家经济建设急需但是当时外国又对我们封锁的技术”

　　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有中科院的背景，陈庆振也不例外。他在物理研究所，主攻国防科研。让他走上企业的道路，并成为中关村历史上的重要一笔，要从他调到科技处说起。

　　1978年到了科技处，陈庆振主要负责管理国防科研任务，同时分管科技档案，包括国防科研档案。此时，他就有机会查阅物理所历史上的科研档案。他惊讶地发现，在科技档案室的保险柜里，锁着很多科研成果，尤其是有些成果还是很先进的，正是我们国家经济建设急需而当时外国又对我们封锁的技术。但是由于这些技术属于国防科研成果，上面都打着“秘密”、“绝密”的字样，不能往外扩散。由此，陈庆振的脑海里开始涌现各种各样的想法。

　　如何能够改变现状，让这些国家经济、工业建设急需的技术能够走出档案室呢？陈庆振便开始到中科院院成果处、到国家科委、经委、计委去反映这个问题。在他的呼吁下，国家科委、科学院、教委、经委等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讨论成果推广的问题。由于当时体制上的原因，大家意见不一致。中科院认为要奖励的和重点推广的是学术价值一流的，经委是要有经济价值的、产品能产生高的产值的技术，因此，在怎么推广、用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是鼓励什么项目方面，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当时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体制，工业部门只管生产，生产出来了就交由商业部门去分配。那时是短缺经济，生产出来了不愁卖不出去。所以没有必要去创新，搞什么新玩意。所以，当时折腾了一通，成果推广是极难的。当时科学院都知道，推广成果到工厂去，不但不给你成果转让费，你还得给人家建车间，还得贴人家钱，人家才给你生产。”直到现在，说起当初的情况，依然能够体会陈庆振那种着急的心情。

　　“，我国与国外的科技差距越来越大。这些爱国的科学家、知识分子感觉到责任重大，应该争分夺秒把差距缩短，把损失的时间赶回来，根据各自不同的学科缩短学术差距；而此时，我国社会经济面临崩溃的前沿，这个时候要恢复经济建设，先解决吃饭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科技战线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解决生产过程的技术问题。一个是基础研究，一个是应用研究，侧重点不同。198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邀请科学家们到中南海座谈，号召科技工作者深入到生产实际中找理论与应用研究科课题，解决国家的困难，促进生产。1982年起，中科院开始着手调整科研方向与力量。

　　1983年初，就如何将科研成果向社会推广应用，科学院进行了研究。可是用一个什么机构来做这件事？

　　说起这个机构的筹备，还引起了很多小故事。而当时那些有些官僚的想法，没有成为阻挡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绊脚石，机构的设立，采取了当时比较有效的方式。而这个机构，就是中关村“两通两海”时代科海公司的前身。

　　陈庆振说：“当时有的建议成立一个局级的编制来推广，尤其是院里一些兄弟部门的处级、副局级领导劲儿比较足。这相当于又搭一个庙，又能出来一堆局长、副局长；而我们还有另外一部分研究所的意见说不能，推广成果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要把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到工厂里去手把手地教给工厂，让他们生产做成产品。这个过程很辛苦，并没有什么创造，就是技术实现的问题，要求的是做，而不是什么编制，必须实干。为了避免有人搭个班子、要堆编制、提拔一堆干部，我们建议，就在科学院成果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调一些实干的人来跑推广。最后院里采纳了这个意见，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技咨询开发服务部。这样本来就是一个处级编制，局长、副局长也钻不进来；而且就是副处长也不行，这里处长、副处长都有了，来了就是干活去。这在当时是推广成果比较有效的方式。”这个服务部挂牌于1983年3月。

　　“这个机构还是院里的行政管理部门。当时，一些具体的政策，现在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当时出差要给出差补贴，一天补贴6毛钱。但6毛钱是不够的，所以一般的人没有积极性出差。第一，出差脱离实验室搞不了研究，做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被人看不起；第二是要赔钱。所以，大家都不愿出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考虑建一个机构先在北京市推广，骑着自行车去就行了，不用出差。经过调研，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主要是负责把中科院的成果推广到北京市，重点是海淀区。当年5月4日科海成立大会召开，陈庆振被认命为首任主任、总经理、总裁。”

　　把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科学成果转化成产品，怎么转化？有哪些因素？为什么中国多少年包括现在也有很多成果转化不了？尤其在那个年代，转化率极低为什么？科海在这个方面的探索找到了答案

　　科研成果转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全世界都在考虑如何将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当中去，就是所谓的产学研结合。然而陈庆振可以骄傲地说：“科海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它在推广成果当中，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实践上体会出：把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科学成果转化成产品，怎么转化？有哪些因素？为什么中国多少年包括现在也有很多成果转化不了？尤其在那个年代，转化率极低为什么？”

　　在采访的过程中，陈庆振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科学院研究出来的是样品、模型、实验装置，要想变成一个商品，必须进行工艺研究、工程设计、外形设计、成本控制等一系列的工作。仅仅把研究成果做出来卖不出去，不能往社会上推广，虽然它是果实，但是还不熟。要想到市场上应用，还需要转化。

　　在这方面，科海也是经过数次失败才明白过来，“开始我们不懂，就当科技红娘，把研究所的成果拿来去向工厂推销。每年成果鉴定完了以后，每个院报几项成果报到院里，成果就到我这里了；海淀区的工厂，哪些是搞化工的、哪些是做机械的，我要心里有数。然后我主观地判断哪个成果应该放在哪里，进行配对。配好了之后，就把两家叫到一起，谈转化、签订合同，就像做红娘。结果成功率很低很低，大部分都不成。因为我们是搞研究出生，一个不成没关系两个不成没关系，很多不成我们就要想想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经过分析研究多个案例，结论是，中科院的成果绝大部分不成熟；而我们推广的工厂，他们都是社办工厂，是农业大军转业搞工业的，连酸碱中和反应都不知道，你让他搞精细化工很有问题；他连欧姆定律都记不住了，你让他转化科学院的电子技术研究成果这显然是有困难的。所以，一方面是科学院的成果不熟，缺乏中间的应用研究开发过程；一方面是吸收消化接收中科院成果的人的技术素质太低。这样的话，当然无法转化。要想转化，到底怎么办？当时我们研究之后，必须对成果进行二次开发，进行熟化。他们不知道怎么孵蛋，我们就孵成小鸡交给他们，他们只管喂，然后就可以生蛋了。然后对乡镇企业进行培训，你要转化这个成果，需要什么知识，教会他们，强化培训。这样这个成果就下去了。”

　　所以，在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的基础上，科海成立了一个中间实验厂，专门用来熟化成果，由此找到了一条成果转化的便捷之路。

　　汉字处理装置是汉卡的前身，但为什么汉卡出现在联想而不是科海呢？科海生产了第一台超声波加湿器，并取得了成果奖，可是为什么我们用的都是亚都加湿器？

　　科海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做了很多尝试，也取得了很多成果，然而说起来，在当时的背景下，陈庆振仍然有很多遗憾。“比如中国第一块汉字装置，那是计算所的一个研究成果。当时中国还没有电脑，世界上电脑刚刚出来，还是八位机，只认英文，不认中文，所以不能推广。为了能够实现汉字输入输出，计算所一个研究室，研究出了汉字输入输出的方案，这是一个产品原形，还没法推广。于是科海就把这个成果拿来进行熟化，然后推广到海淀区四季青公社一个线路板厂去生产。厂长就是后来四通的副总裁李文俊。”

　　世界上第一块汉字装置诞生了科海，而因此科海也赚到了很多钱，然而汉卡成就了今天全球500强的联想，而科海只是中关村一段曾经辉煌的历史记忆。为什么呢？

　　“当时，科海的人跟着下到工厂。第一代电脑八位机我们就去汉化，汉化过程中要生产，我们研究班子的人就跟着到工厂去生产。当时需求量很大，销路很好，利润也很好，生产又离不开研究人员，于是，科海的技术人员就长期跟在生产厂，保证生产。在这个时候，第二代电脑十六位机在国外已经开始酝酿。由于我们的研究人员都在生产线上，没有精力跟着电脑的发展去继续开发，结果，我们失去了机会。这是个遗憾。如果那个时候有眼光，能够一直跟着电脑的发展不断研究的话，那么汉卡可能就是出现在科海而不是联想了。科海做的汉字处理装置，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块，那个时候没人做。”这个事件让研究人员深刻地体会了，做企业和做研究存在本质的区别。

　　“科学院有技术的人，往往不承认市场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觉得只要我的技术好就行。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技术只是一个因素，有技术没资金也不成，有技术有资金不懂市场运作也不行。科学院的人自己懂技术，往往一杆子抓到底，管理要插手、市场也要管，很难放权，结果好好的东西打不开市场，科海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加湿器。超声波加湿器的研发生产，科海要比亚都早得多。《人民日报》头版曾有过报道，也得过成果奖。“超声波是声学所的技术，电子所搞电路的，早就做出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 很好，药厂、机房都很需要。所以当时科海转化这个产品受到了市场的认可。但是要求扩大市场，继续推广的时候，技术人员就舍不得了，怕成果被人家拿去。技术人员就想独自拥有这个技术。当时一个研究所一年有个十几二十几万元的收入就觉得过得挺好了，所以做不大。最后亚都一起来，科海的加湿器就完蛋了。现在又有谁会记得在科海的历史上还曾有这样的产品呢？有很多好的技术或者产品都这样无疾而终，这是那个年代科技人员普遍的毛病。”陈庆振有几许无奈。

　　“我们不仅仅是倒卖电脑，而是把电脑作为一个主机、一个硬件，配上了我们开发的硬件、软件，形成了一个系统，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解决了工程、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对于科海的评价，业界有一个说法是：卖电脑的，就是靠倒买倒卖赚钱才使得收入迅速翻番。对此，陈庆振表示，“我们把电脑买回来，不仅仅是倒卖电脑，而是把电脑作为一个主机、一个硬件，配上了我们开发的硬件、软件，形成了一个系统，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解决了工程、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所以，关键在于增值的部分。我们国家当时的工业水平提供不了电脑，只能进口作为我们整个系统的组成部分，这样来解决生产、工作中的很多问题，提高了效率，提高了工厂的产品质量。”

　　过去都是打算盘，尤其大型工厂，到发工资之前财务都加班加点，因为每个工人的工资是固定的，但是要扣房费、托儿费、矿工要扣钱、加班要给加班费，加加减减，每个人都有很多项，在发工资前都要核算，这个时候，中国所有工厂单位的财务都很忙。而集成科海财务管理系统的电脑，一下就把财务人员解放了，财务人员只要往里输入就行了，结果会自动生成，因此效率提高了很多，这使得科海电脑非常受欢迎。

　　至于数据采集系统也是解决了很多工厂的实际操作问题。“我国的生产企业，出口产品有很多质量不稳定。为什么不稳定？因为全都是人工操作，三班倒。化工产品都是在一定温度、压力、酸碱度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才是合格的，如果温度一高，产品质量就不高，或者出现副产品；温度低了也不行。国外的产品质量高都是用自动控制的，中国是用人的。工人采取三班倒，在那里盯着温度计，可能每10分钟记录一次。人工控制受情绪的影响，就可能由于疏忽而造成次品率高。我们当时就针对这个问题开发了个数据采集系统，通过工业自动控制代替值班的人，温度、压力等都靠电脑控制。现在这是很平常的，当时却是一件大事，彻底改变了人工控制的方式。由电脑控制，产品质量提高，因此需求量很大，解决了很多工厂的问题。我们就是从这里获得第一桶金。那个时候一台电脑差价1万。”说到这里，陈庆振笑了。

　　而利用科学院的技术优势对新技术的推广进行培训，也是科海一块重要的业务。“我们有一个科海培训中心，为我国电脑的使用进行普及，除台湾之外所有省市都有人员在科海得到了电脑培训。也就是说，我国第一批掌握电脑应用的人，就是科海培训的。因为科海当时是第一个市场化卖电脑的。不光是卖，因为当时大家不懂电脑，所以要教会他用，还得维修，提供软硬件。比如工厂，光买一个电脑没用，必须要加上控制设备，针对不同类型的工厂，科海开发了不同类型的产品。买我的电脑，我来配套，并进行培训。科海当时做的就是这种个性化程度很高的服务。”这点，即使对今天的电脑品牌厂商来说，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比如最近联想刚和铭万联手针对中小企业提供特定软硬件搭配的笔记本电脑，以共同开拓这一市场，可见按需定制的产品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资金对于现在很多中关村企业来说，依然是个难题，对于早期艰苦环境下创业的创业者来说，解决途径就更加单一了。当时，中关村很通行的一种贷款方式就是企业间相互担保。陈庆振认为，这也是当时中关村的一大创新。“实际上，这种企业间相互担保的贷款方式，在今天的中关村，也是企业融资的一种方式，但是它不可能像当初电子一条街时代那样通行了。只有在信得过的朋友之间才可能实行。因为担保是有风险的，科海当时给信通担保不就出现问题了。信通案发后企业相互之间担保都比较谨慎了。这是一个教训。以前要担保，马上说行，没问题；而现在则要了解贷款多少，要承担的风险有多大。大家都要想一下。”不过，除了这种通行的方式，科海当时在资金筹措方面有一大创举，这在今天的环境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和中国银行合办储蓄所。

　　“因为当时的体制决定，中国银行是国营企业，受编制的限制，银行有多少职工，国家是规定的。指标招满了就不能再招了，社会上需要也没用，因此银行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开设这么多网点。这个时候我们就和银行尝试合作建立储蓄所，不用银行的编制，人员招聘、工资、福利都由科海负责，算科海的员工，银行负责对员工进行培训，然后由储蓄所吸收居民存款，为居民服务。吸收来存款以后，都交由银行处理。当时资金很缺，银行没钱贷款给企业，那么科海开办的储蓄所吸收来1个亿，银行就贷给科海2000万元，这样银行还有8000万元，而且他们不用承担人员工资福利等。”通过这种方式，科海解决了资金需求，虽然这只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方式，但是，这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关村早期创业者无处不在的创新精神。

　　“而科海发行债券在北京市乃至全国可能都是第一次。同样是为了筹措资金，1986年科海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中国农业银行合作，在社会上发行企业债券5000万元。那个时候还是挺轰动的。”陈庆振说。

　　对于那个时期的创业者来说，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因此，就有许多今天看来是创新的举动，同时，也有很多探索，如今回头看看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做企业的无知。索性的是，当时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大家都是朋友，遇到了问题，想明白之后就立刻相互通报。借此，大家共同分享经验，实现了共同的发展。

　　科海的电脑加上自己研发的软件系统之后卖得很快，订货客户络绎不绝。但是，电脑从国外运过来，会涉及开箱率、成品率的问题。大概进1000台电脑，可能就有几十台开箱就存在问题。因为科海的技术人员有限，没有时间修。机器来了之后就得培训，培训完了之后用了有问题，还得下去帮助调整，做服务。所以坏的机器就堆在仓库里。这批卖完了，第二批又过来了，又有坏损的。就这样不断有坏的机器增加堆放在仓库里，越堆越多。“有毛病的机器，在财务上讲是一台完整的机器，是有价值的。比如定价1万元一台，到年底算账的时候一算，定了1000万元的货，卖了1500万元，交了100万元的税，我的利润是400万元。利润根据国家规定，要拿出多少来发奖金、作为公共福利。可是这400万元不都是钱，还有一部分就是那些坏机器。”当时财务根本没有这种经验，因此，在财务报表中显示的利润中，并没有扣除废损的部分。

　　而科海售出的机器比如烧了个主板，需要维修，但科海并没有维修备件怎么办？就把堆放在库房中有问题的机器里的主板拆下来。如果机器过了保修期，就可以收取换件的费用。机器心肝脾肺肾各是多少钱，明码标价。比如一块主板按1000元的成本，1500元卖出，就会产生500元毛利。这是有进有出，扣除成本。但是这块主板在财务上没有进来的记录，是从坏损的机器上拔下来的。所以，财务的记录显示这1500元销售额都成了利润了。然后科海要按照1500元交税、分奖金。

　　这确实是个问题，对于企业来说相当于财务上做了不实的利润，赔本了。陈庆振将此发现告诉一条街上其他人，大家发现都存在这个问题。后来就找了库管来管理，同时也针对此采取了措施。“科海作出了规定，买进一批机器，出现问题的3个月卖不出去，就自动地从财务上折旧，两年卖不出去价值就降为零，从利润里冲抵。比如来了100台机器，卖掉90台，一台赚1万，就赚了90万元。剩余的10台利润是10万元，如果1月份进货，到年底卖不出去，90万的利润就算成85万，那5万冲进积压的电脑，算是产品贬值的部分。从利润中扣减出这部分，公司所报的利润就实了。”这种经历，对于今天的企业尤其是财务人员来说，根本就不是个问题，然而当初，一切的一切都在摸索。

　　草根阶层创业的环境，比如像比尔盖茨从大学出来找个车库创业的环境就没了”

　　“今天的中关村硬件改变非常明显，道路、写字楼建设都很好。但是不足的一方面是，硬件建好了后，创业成本提高了。草根阶层创业的环境，比如像比尔盖茨从大学出来找个车库创业的环境就没了。”再看看今天的中关村，陈庆振觉得这点深为遗憾，“硬件改善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因此将房价提得很高，创业者租个房子都租不起，而创业的人大都从学校刚出来，手头没有多少钱，创业的最大支出就是房租。现在要想把草根阶层恢复起来，一定要提供一些廉价的、让创业者有个生根的土壤。要培养这个土壤，这个土壤是局部的，比如创业园、孵化器，多发展这些，让草根阶层在中关村有生存的环境。”

　　在陈庆振看来，草根创业者对中关村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有些东西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有些项目研究半天不见得有进展，而几个有兴趣的个人却可能掌握了这项技术，微软、苹果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没有了草根创业环境，这样的人就没有地方可去。“所以这涉及中关村要什么。如果要GDP，那么就盖高楼、高标准厂房，吸引外资过来；如果要创业、创新，就要有草根创业的环境。”

　　最近为了这些草根创业者，陈庆振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加入了一个由王小兰牵头，柳传志、段永基、娄滨龙、张征宇、李彦宏等都参与其中的天使投资。“三代创业者大家出点钱，组成中关村企业家天使投资联盟。

　　50位企业家携手致力于改善中关村创业创新环境。这些人有创业经验，支持草根创业者，是自发的行为。”这也表达了一代代创业者对于中关村发展所寄予的厚望，以及对创新、创业锲而不舍的追求。